早前回港探親，不經意地看到斌仔（鄧紹斌）的回憶錄 ——＜我要安樂死＞。
來自香港的朋友，也許聽過斌仔的故事：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，一個不成功的後空翻，改寫了他的下半生。
過了十二年沒有自尊，事事受制於人的生活，斌仔用嘴巴含着筷子，發了一通電郵給特首董建華及六十位立法會議員，要求給予安樂死的權利。
香港是一個很奇特的地方，彷彿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。每當天災人禍，鏡頭面前的善長人翁，那位不是熱心助人？愛心爆棚的城市，竟然還有人要安樂死？不單止令政府尷尬，也傷透了香港人。
對著討厭用尊嚴來換取生活所需的斌仔，說甚麼向霍金學習，明天會更好，放低自尊，只要活着，就有希望 。。。等空話，是起不了作用的。
熱心人士，弄來各種各樣的儀器，把斌仔帶到迪士尼樂園去遊玩，回母校聖賢中學演說，電台重酬邀請他寫文章，出回憶錄。。。等等。一眾歌星、影星排着隊去探訪，要錢有錢，要什麼就有什麼。一切不可能的任務都變得有可能，務求要斌仔活得開心。
處理命運受到挑戰的人，傳統的智慧是：幫助他們融入社會。但這個「融入」，主、客之分清楚不過。我們是「主」，他們是「客」。
斌仔沒有融入社會，但我們融入了斌仔的世界。大家這麼努力，是希望斌仔幫個忙，放棄安樂死的念頭 。斌仔這個“圖標”要死，大家會感到羞愧。斌仔放棄尋死，大家都感到自豪。
生與死，不是一條法例可以解決的。能力許可的話，做點實際的事情，讓不幸的人多一點歡樂，或可改變他們尋死的念頭。斌仔如今想不想死？答案盡在不言中。
